上一篇：早晨从中午开始(上)
这是不狂妄。只有这各“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估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词”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
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动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少。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动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
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
难言的羞愧与窘迫。
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
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它的事。
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
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
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拉记起来。然后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
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
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
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传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在应用“逆向思维”。
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
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
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揭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
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告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
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
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
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
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的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
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决不可以违犯。
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挡，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就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音里增加了“客人”。
不速之客是老鼠。
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迪斯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
20
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礼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产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处神对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动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拳得挪不开脚步。
躲在床上，有一种生命既将终目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录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睡。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老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
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
天很冷了，出山的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
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
那无疑是雪。
心中不由泛起一缕温热。
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
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
即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能降临。
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愤涌。
对雨雪的崇B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地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下雪，人们就陷入愁容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就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
久而久之，便逐渐对这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一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一远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
现在，身处异乡这孤儿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物，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唤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的遏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感，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然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
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批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捍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这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
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咝咝地来了。真想在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里里干燥温暖，窗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
每天的工作像预选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地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扁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得连自己都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圪节、原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
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可替代的。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地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
《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
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外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斩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
根本我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愿意必，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
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
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各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人的涅克接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的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现在他来西安，他必须回去。
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
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
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
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
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不知哪一天起，晚饭后增加了一项新活动——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
暮色苍茫中，从矿医院走出来，沿着小溪边的土路逆流而上，向一条山沟走去。走到一块巨型岩石前立刻掉过头，再顺原路返回来。
第一次散步的路线和长度被机械地固定了下来。那块巨型岩石就是终点，以后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刻意行为如同中了魔法，非常可笑。
整个散步的沿途，黄昏中几乎碰不见一个人。加之这地方本来就荒僻，一个人出没于其间的旷野，真像游荡的孤魂。
如果碰上另外一个人，双方都会吓一跳。
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不必装腔作势，完全可以放浪无形，随心所欲。大部分时里，我都是一路高歌而行，并且手舞足蹈。自己随心编几句词，“谱”上曲调，所复吟唱，或者把某首著名的柯恣意歪曲，改变成另一种自己乐意的曲调。记得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贡《沁园春·雪》。
接下来，发生了两个“危机事件”。
首先是刮胡子刀片。我一脸“匈奴式”胡须，每天早晨都得刮脸，但只带了一个刀片——原想煤矿肯定能买到这类生活日用品，没想到这里缺这东西。可把人整苦了。这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
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
但是几天不刮，胡须长得很长，不考虑美观，主要是难受。后来只好每个星期抽点时间，串游着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意刮一次胡须。
另外，我的纸烟眼看就要抽完了，原来安顿好买烟的人却迟迟不能把烟捎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对我来说，饭可以凑合着吃，但烟绝不可以凑合抽。我要抽好烟，而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我当时抽动南玉溪卷烟厂出的四盒装“恭贺新禧”牌。
任何意志坚强的人都有某种弱点，都有对某种诱惑的不能抗拒。烟就是一种专门征服人意志的强大武器。
我记得当年和柳青接触时，严重的肺心病已经使他根本不能再抽烟。但坚强的老汉无法忍受这个生活的惩戒，他仍然把纸烟的烟丝倒出来，装上一类似烟叶的东西，一本正经地在抽。每次看见他貌似抽烟的神态，都忍不住想笑。
另一位作家杜鹏程（写此文时他刚逝世——愿他灵魂安息），当时也因病而停止了抽烟，并且受到了老伴的严密监视。
但他有时忍受不了，会跑到我的宿舍来偷偷抽。正抽着，突然发现老伴走来，赶忙给我做个鬼脸，把烟在鞋底下擦灭，嘻笑中一脸惊慌地对我说：“文彬来了！”
作家王汶石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真正戒掉了烟（也是患肺气肿）。但据说戒烟时所下的决心之大，几乎待于是一次和命运的搏斗。另人戒烟是把扔掉或藏起来，听说王汶石当年戒烟是把所有的好涸都拿出来放在显眼而且随手可取的地方，看自己能不能被烟引诱。有一次危险到下意识中已把一盒烟剥开了，但还是忍住没抽。对于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要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以想而知了。
我最少在目前还没意志皈依不吸烟者的行动。
没有烟，我会“一事无成”。
眼看烟已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慌乱惊恐如同一只将要丧家的犬。
好在最后关头，烟终于捎来了。当时的心情就像一句弹尽粮绝的士兵看到了水、饼干和弹子同时被运到了战壕里。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为了不受于干扰地工作，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可一旦长期陷和孤境，又感动痛苦，又感动难以忍受。
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孤独。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动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采有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悲痛往往都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罗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脘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
我喜欢孤独。
但我也惧怕孤独。
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间房子里，作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我两眼发热。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你描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一切都是你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你会流着幸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讲述他们的故事——不，在你看来，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便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某种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如唤。你会想到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你相会，以及月台上的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
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
终于要出山了。因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
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终于要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难受的是，这地方曾进行过我最困难最心爱的工作，使我对它无限依恋。这是告别地狱，也是告别天堂。总之，这将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
寒冬中，我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此地，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二十多万字初稿。透地寰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记得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毫无觉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异。没有遣憾，只有感叹。过去那段时光也许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充实的日子。现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
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一切能都让人感动眼花缭乱，到处是匆忙或悠闲的人群。矫健潇洒的青年人，满面红光的中年人，自得其乐的老年人。洪水般的车流，蜂窝似的噪音。最让人眼谗的是街道两边店铺里堆积的那些吃喝。平是身处城市，对于那些陈年积月的副食品并不会产生兴趣，但对一个啃了许多日子冷馒头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味珍馐。
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标志。久住于其间，也许让人心烦，可一旦离开它太久，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怀抱。当你从荒原上长时间流浪后重返大城市，在很远的地方望见它的轮郭，内心就会有许多温暖升起。最重要的是主，无论是好是坏，这里有你的家。想着马上就要看见亲爱的女儿，两腿都有点发软。
短短几天假期（自己颁布的），兴奋得不知该干什么。首先到大街上的人群里瞎挤了几趟。
在街上的人群中无目的地行走，也算一个不常有的爱好。
繁华热闹的街道，无论物还是人，都会给你提供大量的信息，给你许多启示和灵感。有时候，一篇文章写完了，题目不满意，就到大街上去“寻找”，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思考问题有时也要改换一下环境。大部分时间需要安静，有时候在嘈杂声中更能集中精神，只是应该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绝不能在一群熟人之中，因为一旦掉入思考的深渊，就往往难以顾及世俗的礼貌。我曾经为此得罪过不少爱面子的绅士。既是在机关，陷入写作的苦恼时，也常常会路遇同辈、长辈忘了问候一声，被人评为“骄傲”——上帝作证，这确实是无意间犯下的销误。
接下来，该弥补一下所欠孩子的感情，于是，在床铺上地板上变作一匹四肢着地的“马”呈“狗”，让子骑关转圈圈爬；要么，让孩子骑在脖项里，扛着她到外面游逛。孩子要啥就给买啥——这显然不舍教育之道，但又无法克制。
春节过后不久，就又进入周而复始的沉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能纯粹地休息这么长的时间。
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两稿），但这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
抄写和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
第一稿不讲究字写得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打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地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主，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
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
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天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
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动十分凄凉。想想过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
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拦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
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对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
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棉依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粟。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受，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
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跟。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
如果有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各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
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了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xdx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
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
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
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伯尔、伦茨、幸格、伯乐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要谈不到超越。
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
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
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动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边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
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
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
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巨大高xdx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
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
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
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
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明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头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
有些素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同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着一声“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
首无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记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异虚作假”，同时不神经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式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斜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家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袭。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主题。
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
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
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
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划不好圆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
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
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要写到大学生活。
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去采访。
在一群男女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统统夹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了这次紧张的采访。
另一个关疼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捞省委书记的生活。
这一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秘”性。
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
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
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
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为。
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
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行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认识，但并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
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
好主意。
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她“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险”的“深入生活”活动。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
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但这却是真的。
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
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致胜的机会。
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
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
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地组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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